当傅应祯、刘台相继跳出来公开挑战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权威而被整肃后，张居正气愤之余也在思考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的政治敏感性很高，应该是忽明忽暗、半信半疑间，想到了一个人。

这个人就是号称“布衣狂禅”的何心隐。

何心隐是位有个性的人物，用现在的概念来衡量，何心隐是名副其实的持不同政见者、体制外反对派。他公开蔑视官方意识形态，说，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虚的，假的！

要知道，当权者之所以把儒家学说当成官方意识形态，不是喜欢那几个老头子，而是看中的三纲五常这一套，偏偏何心隐公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都是假的，这不把意识形态的筋骨给敲断了吗？

何心隐还公开蔑视权贵，不仅自己拒绝考进士、入官场，还不把当权者放在眼里，曾经在家乡组织抗拒县领导乱摊派、增加农民负担的活动，这件事就不是思想问题了，惹了些麻烦，后来也化解了。

更有甚者，何心隐对国家的政治体制也不认同，他认为国家领导人应该由文人选举产生而不是私相授受。

何心隐对官方意识形态最具破坏力、对民众最具煽动性的观点是“育欲”观。他认为，“欲”出于人性本然的要求，应该适当地满足这种要求，他掷地有声地说，官方宣扬“无欲”很虚伪，纯粹是对老百姓进行欺骗。现实是各级领导干部和既得利益集团在物质享受上具有垄断权，又虚伪地引导老百姓要“无欲”，实在太不像话了！他强烈主张“与百姓同欲”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普通老百姓同样有满足物质享受要求的权利，而不是只有领导干部、既得利益集团才有这个权利。他主张，人要节制自己的人欲，同时要尊重别人发展人欲的自然权利。所以，有人说何心隐的这个观点反映了老百姓保卫自己生活权利的意志，也反映了争取平等的要求，“这种思想，起了鼓动劳动人民为自己利益而进行斗争的巨大作用”。

总之，何心隐不仅公开倡导在当权者看来是异端邪说的主张，还付诸行动，结社、讲学，影响非常广，名气非常大。

以我的看法，何心隐有点儿社会主义思想，还有点儿无政府主义思想，多少还有点儿民主主义思想，反正他反对贫富差距过大、反对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政体、反对控制人的思想言论，要民主（和西方早期的民主思想有相同的地方，比如有限选举权）、要自由、要平等。

在那个时代，何心隐的这些思想、行动很了不得的啊！他不是受“西化”的影响，实际上根本也不知道西方有什么国家、什么情况，就从人的本性出发，发出这样的呼吁！从这个角度看，说平等、自由是普世价值大概也说得过去吧！

说何心隐异端，还有一个因素：虽然他在乡试中高中举人，但是他公开声明放弃这个身份，也拒绝参加会试，拒绝加入官场，就以“布衣”身份到处讲学。

何心隐许多观点和主流意识形态相距甚远甚至对着干，他的行动又与众不同，不仅在当局眼里，就是在长期受到愚民政策愚弄的广大干部群众心目中，何心隐也是个异类，所以他得到“布衣狂禅”的雅号，算得上一位狂放不羁的名流。

那么，反思傅应祯、刘台接连逃出来挑战权威的时候，张居正为什么会想到何心隐呢？

有原因的，而且还不止一个因素。

第一，傅应祯、刘台都是江西吉安人，与何心隐是同乡，张居正怀疑他的两个门生无缘无故接连逃出来攻击自己，背后有何心隐的身影。对此，何心隐自己也说：“本府一傅一刘谏于丙子春，即疑为元（何心隐本名梁汝元——引者）党，而秋即肆毒于元也。”出生于万历年间的明末著名史学家、思想家黄宗羲也说：“江陵当国，御史傅应祯、刘台皆吉安人，江陵因仇吉安人……（对何心隐）不能无心动。”

第二，何心隐虽然自绝于官场，但是并不是不关心政治，实际上他不仅关心政治，还介入政争。史称当年徐阶和严嵩暗斗时，就是何心隐出的主意，找的人选，通过道教的扶乩，以上天的名义告诉嘉靖皇帝，说严嵩是奸臣，此即所谓的何心隐“以术去宰相”的事。既然那时候何心隐就以那样的办法帮助徐阶整垮了严嵩，那么现在会不会又以别的方式搞垮他张居正呢？而傅应祯、刘台两个人，会不会就是何心隐的马前卒呢？

第三，张居正和何心隐曾经有过正面交锋，并且仍在暗中交锋中。前面说过，长期以来，何心隐在国中四处活动，在首都聚会讲学，没有遇到什么麻烦，而且不少热衷学术、喜欢讲学的中央高级干部跟他还是朋友。在何心隐的朋友中，有一位也是张居正的朋友——湖广人耿定向。这个人也是进士出身，因为和张居正是同乡，关系比较好。要说，耿定向这个人还属于学术上的保守派，他认为何心隐的思想很危险，会给他本人和国家带来灾难，即所谓“自杀并杀天下”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和何心隐结为好朋友。老耿可能是一个仗义疏财、喜欢交朋友的人吧，何心隐在首都期间，经常住在他家里。

有一次，到耿定向家串门的张居正和何心隐见面了。这个时候，还是严嵩当国，张居正还是中层干部，担任着最高学府的副校长——国子监司业。

奇怪的是，张居正和何心隐两个人这次见面很不愉快。

何心隐对张居正很不客气，说你在太学（汉代的最高学府称太学，所以何心隐有此说法），知道太学之道乎？

如果用现在的话说，意思好像是说，你在大学当领导，那你明白该怎样办大学吗？

张居正是城府很深、自视甚高的人，他在何心隐面前摆出当官的架子，显得很威严（也可能正因为如此，何心隐见到他就反感，才那样不客气说话），听了何心隐的话，张居正以极其严厉的光芒紧紧盯住何心隐，即所谓“目摄之”，冷冷地说：“听说你时时想着要飞到天上去？我看，你飞不起来！”

飞到天上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还真不是张居正捏造的。当时有所谓“飞升事业”一说，就是崇尚仙道法术，相信修炼得道就可以化羽飞天。比如有本书叫《列朝诗集小传》，记载有一个叫朱长春的官员慕好仙道，被罢官后整天沉迷于修真炼形，以为自己已经修炼得有眉目了，就架叠起数十重的桌子，用梯子爬上去，展开双臂，学鸟飞状，坠地重伤。何心隐虽然未必崇信法术，但是他有狂禅的称号，行为举止异于常人。据专家研究，何心隐思想中，“不排除‘神道设教’的可能”，所以张居正才有何心隐“时时想飞到天上去”这样的说法。

何心隐何其狂妄的一个人，听到张居正这样说，竟然“舍然若丧”！他很是悲壮地对耿定向说：“我看，张居正这个人厉害！他日必当国，当国必杀我！”

正史、野史都是这么记载的。

难道，何心隐第一次见到张居正就预见到了杀机？至少，他感觉到张居正这个人不一般，挺狠，是比较准确的。

不管怎么说吧，反正何心隐和张居正第一次见面并交锋的13年后，张居正果然已经当国执政，成为国家最高实权人物。

何心隐呢，还是那样狂放不羁，还是那样到处鼓吹他的“异端邪说”，还是那样喜欢对当政者说三道四。张居正则忙于巩固自己的政权，收拾政敌，打压体制内的反对派；忙于他的新政，只争朝夕，推动已经锈迹斑斑的国家机器正常甚至高速运转起来。

但是，张居正并没有忘记“统一思想”的工作，这本身就是张居正施政的一个重要方面。面对传统的是非标准、价值观念、思想规范的全面动摇，“异端”思想突起的局面，张居正深感忧虑和不满。要重回建国初期，实现伟大复兴，就必须采取措施扭转这个局面。于是，万历三年（1575年）五月，张居正以《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》及其批示，下令禁止讲学，禁止创办书院。

可以推测的是，张居正发布这个政令前后，对讲学的领袖人物何心隐的动向应该是关注的。张居正得到的报告是，何心隐不仅不收敛，还公然嘲讽张居正“遽然以体认经书，便是讲明学问，何其粗疏于讲学，以隐毒于讲学者”。

不知道是何心隐太狂妄了还是有错觉，反正他不收敛，不屈服，我行我素。

说何心隐狂妄，不难理解；那说有错觉，是怎么回事呢？

我分析，关键还是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对禁止讲学、禁止创立书院的政策领会不深、不透，执行起来也不那么有力。

要知道，已经好多年了，办书院、聚会、讲学，大家都认为挺好，连严嵩、徐阶、李春芳这样的当国者都是热衷讲学的，也没有看到出什么乱子啊，怎么现在突然间就不允许了呢？所以，有的半心半意应付了事，有的阳奉阴违光说不办，禁讲学这个政策，执行得并不理想。

这样，会不会给何心隐一个错觉，就是执政当局或许只是说说罢了，动真格的，不那么容易吧！所以他不仅和张居正的政令对着干，还嘲讽他“粗疏”，并且就在张居正的家乡湖广省孝感新创办了一座书院，聚众讲学。

有了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，张居正对何心隐就不能宽容了。但何心隐是“布衣”，也就是老百姓，准确说是老百姓中的一个知名人士，对付他不像对付官员那么简单。长期以来，大家都习惯了讲学，习惯了表达不同学术观点，猛地收缩舆论空间，硬性统一思想，不那么容易。

张居正相信，只要权力在手，没有办不到的事。对于何心隐这样的“异端”必须灭掉！是他直接下令抑或是下面的人领会领导意图快，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惩治刘台的事尚未告一段落，逮捕何心隐的行动就开始了。

湖广省巡抚陈瑞亲自部署、指挥，到孝感捉拿正在那里讲学的何心隐。

但“警察”尚未到达何心隐住处前，早就有人通风报信了，还有一些干部从中疏通，抓捕行动没有成功，何心隐得以逃脱，转往泰州避难。

“刑警”们扑了个空，把何心隐住处搜了个遍，将“证据”材料直接报到了陈巡抚那里。陈巡抚很重视，认真检查，其中一些书信，他看了又看，不禁摇头。何心隐就是一个读书人嘛！他的志向就是研究学问嘛！人家没有颠覆政权的想法和行动嘛！

“人马撤回，不再追捕！”陈巡抚下令。

但是，陈巡抚心里不踏实，又不方便直接向张居正请示，就给何心隐的朋友也曾是张居正朋友的耿定向写信，探探底。他的意思是，何心隐就是一书生，研究学问的人，抓他好像没什么理由吧，所以就不再缉拿他了。

耿定向给陈巡抚回信，说何心隐一向就如此，只是其学术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有些异端，但若说他有别的什么罪，则为重诬。

陈巡抚看到耿定向的看法和自己一致，放心了。从耿定向的书信中可以看出，他并没有把这件事原原本本报告给张居正。一个时期里，张居正对抓捕何心隐的进展情况并不是太清楚。毕竟，张居正日理万机，实在太忙了，不可能事事过问。况且，抓捕何心隐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法律依据，至少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，不那么名正言顺，不宜大张旗鼓，也不宜亲自出面指挥，张居正也就不方便出面督办。一定程度上说，这也是考验一个领导干部是不是值得他继续信用的机会，他暗自等待着。

躲在泰州的何心隐一看风声似乎不那么紧了，就决定回老家安葬故世的父母。从孝感逃出一年左右，何心隐回到了江西永丰，公开活动，为父母筑坟。

此时，陈瑞突然接到了首都传来的令他胆寒的信息，用耿定向的话说，就是“政府讶公狥人，举义不终也。陈公大惴恐，亟更檄捕令益峻”。

怎么回事呢？原来，有人向张居正报告，说陈瑞本来要抓捕何心隐的，耿定向却托人向陈瑞讲情，陈瑞就放弃了追捕。

根据耿定向的说法，是和他有矛盾的人告他的状。事实很可能是，领导身边的人之间彼此嫉妒，为了争宠相互争斗。这一状倒是告到点子上了，张居正对耿定向和陈瑞很不满。就像有人告诉陈瑞的，领导本来很欣赏你，但是现在很失望，该办的事半途而废，这怎么行呢！

这就相当于领导督办了。

为什么这个时候，张居正会变相督办起抓捕何心隐的事呢？

当然是有原因的。

已经一年多了，没有抓捕到何心隐，这个情况张居正可能不完全知道。发生夺情风波后，政治空气很紧张，张居正又在反思，一个新科进士，邹元标何苦奋不顾身跳出来攻击自己呢？终于，他发现了一个秘密：邹元标这小子也是江西人，与傅应祯、刘台、何心隐是邻邑，按照何心隐自己的话说，张居正于是“又疑为元邻邑亲，不啻疑为党也”。

何心隐自己也有责任，他在老家公开说，自人无罪，无罪之人为什么要东躲西藏？要到首都和张居正当面辩论，要他说清楚，为什么他要禁止讲学！

留着何心隐，终归是个祸患！这应该是张居正的真实想法。尤其是，这一年，前半年是为两个儿子中进士的事，谣言不断；下半年，又因为夺情的事，更是波澜四起。他心里应该很清楚，他的那些做法，法纪也好人情也罢，都是说不通的，人心是不服的。这个时候，更要抓紧“统一思想”，收紧舆论空间，严厉打击敢于编造、散布、传播谣言的人，必须让敢于挑战权威的人付出代价，才能保持政局稳定、权力稳固。

这就是陈瑞为什么接到信息“大惴恐，亟更檄捕令益峻”的背景。

实际上，邹元标站出来对张居正痛快淋漓攻击的事一发生，陈瑞随即就接到了来自首都高层的警告，这次他不敢怠慢，立即派人马赶往何心隐江西老家去抓人。

毕竟是在自己的老家，外省的“刑警”风尘仆仆来抓人，不可能不走漏一点儿风声，何心隐又一次逃脱了。

旋即，陈瑞的职务发生了变动，到留都南京坐冷板凳去了。是张居正经过考验，觉得陈瑞不再值得他信用还是其他原因呢？写史的人不敢妄下结论。

新上任的湖广省一把手王之垣和张居正年龄相仿，中进士晚了两科，分配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张居正家乡荆州推官——知府的司法助理。那时候张居正正好在老家隐居，相信他们那个时候就熟悉了。他应该是张居正非常欣赏的干部，也是位不折不扣贯彻中央政令的干部。

就在王之垣上任不久，中央又一次下达了一道严厉的政令：毁天下书院。当是时，由于夺情风波后，人心不服，“统一思想”的工作被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，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摆上重要议事日程。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加强了对教育、文化工作的领导：大力压缩学生数量，减少教育经费；组织人力物力，集中拆毁书院，驱散山长、教授和生徒，没收财产、田地；加强对敏感地点的监视，发现聚众讲学者，立即予以取缔。而且中央政令明确说了，执行情况和帽子直接挂钩，理解要执行，不理解也要执行，不换思想就换人。

全国的政治空气空前紧张。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压力很大，而对追求独立自由的人士来说，完全可以说是风声鹤唳，黑云压城城欲摧。

何心隐在干什么？他辗转各地，躲到徽州祁门一个学生家埋头写了洋洋数万言的文章，针对张居正禁止讲学的行为，予以迎头痛击。他还宣称，自己要仿效成化年间福建陈布衣诣阙上书的先例到北京上访，和张居正当面辩论，并把自己的万言书《原学原讲》一册上报中央，散发天下。

张居正是胆大包天的人，谁敢跟他叫板？

既然别的办法封不住何心隐这个狂人的口，那就只好开杀戒了！张居正一定是这么想的。他是不是把自己的想法明确地说出来了，指示湖广省的领导马上去办，我是不敢断定的。《明神宗实录》上是这样说的：“江西永丰人梁汝元聚徒讲学，讥议朝政。吉水人罗巽亦与之游。汝元扬言江陵首辅专制朝政，必当入都，昌言逐之。首辅微闻其语，露意有司，令简押之。”好像不是正式下达的指令，而是私下里暗示、要求的意思。

其实领导不明确指示，未见得下面的人不明白领导的心思。何心隐公开说要进京上访和张居正辩论，甚至说要把不允许老百姓说话的专制独裁者赶下台，有关部门、有关地方的负责人难道听之任之吗？帽子还要不要了？

新任湖广省一把手王大人比前任强多了，得到首都传来的信息，立即采取行动，远赴徽州去抓人。

何心隐正准备北上与张居正辩论，就被抓个正着，一路押往湖广省省会武昌。

这时候，何心隐已经年过花甲了。从徽州到武昌，走了一个多月，倔强的老头儿身心受到严重摧残。途中，无论多么艰辛，何心隐始终没有闲着，给许多官场上的人写信，附赠他的万言书，“或期于藉当道之手达诸庙堂，否则，或亦可期藉之以达于天下，以明平生所学所讲”。显然，何心隐不仅不屈服，而且挺强硬，还是斗争的姿态。

这个，倒是不怕，但是有一个难题摆在了领导面前：何心隐所犯何罪？

朗朗乾坤，天日昭昭，总不能平白无故逮捕人吧？逮捕一个无名小卒或许无所谓，逮捕一个名流，无论如何要有一个说法的。

这是个难题，还得花点儿功夫。其实，何心隐本人就屡屡严词责问：“我犯什么罪了，你们抓我？盗犯？奸犯？逆犯？”他不仅质问，还警告有关官员说，你们要承担责任的！比如，他在给湖广巡按御史郭思敬的信中就警告他：“别以为抓我的事和你无关，你身为具有言责的言官兼巡察地方的监察官，对如此违法抓人的事不行使监察权、不履行言官的责任，即为失职。”

郭思敬很烦恼，他向中央打了个报告，在说明逮捕何心隐的经过时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，用的是“布衣何心隐私立求仁书院，命捕治之”这样白描式的措辞。显然，按照郭思敬的措辞，何心隐的罪名似乎就是私立书院了。

这就成问题了。书院是政治宽松、学术自由的标志性产物，私立书院，顶多属于政治上的自由化问题，说是犯罪恐怕找不到什么明确的依据吧？况且，即使有这样的罪名，领导也不会轻易同意用的，因为私立书院而杀人，不好听，实在不好听，有个历史责任问题啊！

其实也不是找不到任何依据。有人就查阅资料，发现了一个最高指示——“太祖彝训”。就是朱元璋他老人家的“钦惟高皇教民榜”，是这样说的：“今后天下教官人等，有不依圣贤格言，妄生异议，以惑后生，乖其良心者，诛其本身，全家迁发化外，钦此。”

何心隐算不算教官？虽然他不是公立学校的教官，但他聚众讲学，也应该算教官吧！关键是他不仅不依孔孟主义、程朱思想的经典著作，而且公然攻击之，确属“妄生异议，以惑后生”，杀他是可以的。

这个好像比私立书院的罪名要扎实些，不过，领导同样不会认可的。一个读书人因为讲学，就把他杀了，会落个什么名声？不承担历史责任吗？说起来，这也是社会进步吧，要是朱元璋他老人家，什么罪名不罪名的，抓起来杀了就是了，谁敢说什么？现在，有现成的罪名当局也不敢用，宁可借用别的罪名也不愿意承担因讲学杀人的责任。

领导们在苦思冥想，何心隐却很不耐烦，一直要求到首都和张居正当面辩论，并抗议当局无故拘留一个无辜之人。应该还有要求公开审理的意思吧，总之，与后来我们了解的不少有名的非暴力持不同政见者一样，何心隐也是不会承认自己有罪的。不但不承认有罪，还要大声说，当局逮捕他才是犯罪！

在中国，只有领导呵斥老百姓的，哪有“犯人”呵斥领导的事呢？湖广省的一把手对何心隐的表现很是恼怒，很可能他威胁何心隐说：“你要这样的话，那别怪我不客气，我就送你见阎王！”

“哈哈哈！”何心隐大笑，“你，就你？”他轻蔑地说，“你敢杀我？！”

“哼哼！”王大人被激怒了，“你以为我说着玩儿的吗？！你以为你有名气，就不敢杀你吗？！”

“你不敢杀我！”何心隐坚持说，他话锋一转，说，“杀我者，张居正也！”

不提张居正倒还罢了，一提张居正，不禁让王大人焦急万分。不能马上向领导交差，不是显得自己的执行力太差了吗？连这点儿小事儿都办不成，以后还怎么办大事儿呢？所以，王之垣不再拖拖拉拉了，先杀了何心隐再说！于是，他交代那些狱警，让他们完成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：棍棒和沙袋伺候！

所谓打压，还真是名副其实。棍棒打，沙袋压，转眼间，何心隐就呜呼哀哉！

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，一位著名的思想家，一位追求独立自由的勇士，就这样惨死了！

不经审判就逮捕并杀死一位在国中有影响的人物，毕竟是说不过去的。倘若就这样报上去，领导一定会说给他添了麻烦，甚至说给他脸上抹黑！反正领导的目的已经达到——要封的口封住了，为了捞取名声，说不定反过来追究责任也未可知！至少，领导会觉得你这个人办事不利索，还要领导来给你擦屁股！所以，王之垣这位封疆大吏，把为何心隐编造罪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。

老大难，老大难，老大出面就不难！人家王大人一重视抓，立马就抓出了成效！何心隐的罪名，还真就找到了！

什么罪名？

谋反！谋反当然是死罪啦！

何心隐谋反？谁会相信呢？证据何在？

有的。准确说，领导想要有，一定就会有。司法机关是服从领导的，不是独立的，只要有这个前提，其他什么都好办，不然王之垣何以胆大妄为，先把何心隐杀了再说定罪的事呢？

简单说吧，此前不久，湖广、贵州交界破获了一件案子，有一个叫曾光的所谓妖人，捏造妖语，煽惑土司反叛中央。这个案子其实也是一个无头案，就是查获了一本煽惑土司的妖书而已，妖书署名曾光。然后拿获了一个叫杨仲魁的人，说他是曾光。但到底是不是，还是疑问。张居正本人曾经亲自过问过，他也认为这个案子不清不楚，主张慎重，在给湖广省主管司法审判的按察使郭龙渠的信中说：“缉获妖犯解赴贵州审质，诚便。但彼中渠魁已决，无与质证，独卷案存耳，恐无以明正其罪也。杨仲魁即曾光之说，似未必然。且彼既认传书一事，则亦知情藏隐之人，不必论妖书之有无也。若今日即以为曾光而诛之，万一后获真犯，何所归罪。惟公慎之。”可见，抓到的杨仲魁是不是所谓妖人曾光，张居正并没有把握，这个案件实际上办得并不扎实。

没有关系，或者说正好！正因为这个案子是个无头案才更方便添油加醋呢！

于是，湖广省向中央报告说，经过缜密侦查，妖书案有了新情况、新进展，何心隐乃是妖书案的主犯之一，他和曾光组织了一个邪教组织，他本人号“五知子”，这个人“惯习天文遁甲诸书，欲因彗星见，共谋不轨”。所幸何心隐已先死，谋逆未成。因案情重大，特向中央报告。

张居正看到这个报告，假装不知道真相，大笔一挥，拟出了交刑部依法审理的批示意见，如沈德符所说：“江陵亦佯若不觉，下刑部定罪。”

一场奇怪的审讯就这样开场了。人先杀掉，再编造罪名，根据编造的罪名“依法审讯”，然后根据审讯判决的罪名，向社会公布。

老百姓未必认识何心隐，知道他的相当多的人也不接受他的思想观点。但是大家都觉得当局做事太不光明正大，给何心隐罗织的罪名太牵强附会，如此弄虚作假也太不像话了！据知情人记载，当列有何心隐的所谓罪状的布告张贴出去以后，大家异口同声，说这哪儿跟哪儿的事啊，纯粹是胡说八道，诬陷嘛！有的甚至垂手顿足，长吁短叹，不忍再看下去了！

可是，老百姓也只能发发牢骚，反正国家的任何事情，老百姓说了是不算的。所谓人心向背，那也只是说说罢了。权力，只有权力才是值得畏惧的。对当权者来说，他们最怕的是丢掉权力；只要权力在手，何惧之有？

就这样，在一片议论声中，何心隐一案了结了。

仅仅议论一阵子，也就过去了。何心隐死了也就死了！谁也不敢追究幕后指使者，甚至，提出这个要求也是危险的。

然而，颠倒是非，不惜杀人者，即使不受到现实的惩罚，必然受到历史的审判！聪明如张居正者，当然明白这个道理。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，王之垣没有得到提拔，反而不得不以生病为由卷铺盖回家。某种程度上说，他成了杀害何心隐的替罪羊。从这个角度说，政治宽松、学术自由的时代进步潮流，使得像张居正这样梦想回到建国初期的强权人物，也要考虑影响和后果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杀害不能不遮遮掩掩，费尽心机。

其实，遮遮掩掩的结果是欲盖弥彰。耿定向就认为，不应该煞费苦心为何心隐编造那个罪名，太离谱儿了，人心不服。何不直接引用“太祖彝训”把何心隐名正言顺杀掉呢？这下倒好，广大干部群众对强加在何心隐头上的罪名不认可，不是弄巧成拙了吗？

不管是不是张居正直接下令杀害何心隐，也不管是以什么罪名杀害何心隐，反正大家都认为，何心隐是因为讲学、散布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观点而招杀身之祸的，而作为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张居正，难脱干系。从维护张居正的威信角度说，杀何心隐是他的一大失招！韦庆远先生说，对何心隐这样的人，“本不必采取断然杀害的办法来消除其影响”，实际上，“杀害了何心隐，并不可能铲除其思想影响，相反，却使其名声更高，甚至成为一部分人的偶像，博取得很大的同情”。他还说：“居正此举，四百余年来一直受到批评，可说其所得远未偿所失。”

这是事后的说法，在当时，谁敢因此批评张居正呢？甚至，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时，也没有人提到杀害何心隐的冤案。